假设一家公交公司向有关部门提出新公交线路开设许可申请，有关部门就此作出许可与否的行政行为。

即使第三人依基本权教义可向国家主张保护义务（Schutzpflicht），但保护义务的抽象性却需要借助一般法为媒介（Gesetzesmediatisierung）进行具体化，即需要借助保护规范理论判定所涉及的一般法是否包含明确的第三人保护意旨。与此种定位相适应，司法在公法诉讼中也并非主要以中立者的身份，并非以纠纷解决和裁断的方式审查个人与国家/行政之间的公法争议，相反，其被视为监督者来促成依法律行政原则这一客观法原则的实现。

如果从公法诉讼和诉权的角度观察，其脉络就会表现为如下过程： 1.旧保护规范理论：撤销请求权与主观解释方法 布勒的旧保护规范主要着眼于建构个人在遭遇行政的违法干预时，所享有的排除妨害的公法权利。在亨克看来，以此定位的公法诉讼其目标只是追求法律制定和法律执行的同一，其本质仍旧是法治国的内部面向。而这也正是战后德国将公法诉讼定位为主观诉讼的真正原因。2.巴霍夫的修正理论与公权三要件的缓和 受时代所限，上述三要件都相对严苛，这就直接造成了个人主观公权利的削减。【21】Wilhelm Henke, Das subjective Recht im System des oeffentliches Rechts, Ergaenzungen und Korrekturen, Die oeffentliche Verwaltung,1980,S.13. 【22】[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此外，宪法和基本权的作用同样应被纳入客观法规范的解释中，这一点显然是受到基本权教义学中基本权扩散作用的影响。由此，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中探求法规范的保护意旨就成为必然之举。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生物安全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对国家社会、经济、人民健康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危害或潜在风险，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生物安全体系。

违规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在防控中发展、在发展中防控，以辩证思维处理好突出重点与统筹兼顾、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底线思维与忧患意识关系密切。我国多部法律对传染病疫情防控有相应规定，如《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传染病的分类、预防（监测、预警、信息公布）和控制等，作了明确规定。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二、加强疫情防控的执法力度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有权紧急调集人员或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一）提高依法科学防控疫情的知识水平 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自己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内行领导，具备必要的科学素养。采取的行政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另外，对应对疫情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和争议，司法机关要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理，定分止争。

他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在传染病控制体系中，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依法及时对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予以隔离治疗或进行医学观察等预防措施。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或生产、销售用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假药、劣药，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劣药罪定罪处罚。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宣布为甲类传染病的，由国务院决定。2020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强调，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条也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新发现的突发传染病，根据危害程度、流行强度，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及时宣布为法定传染病。如果严格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都有预警权。

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承担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相应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为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具体路径，体现了加强新时代领导干部能力建设的新要求。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可以预警的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政府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报。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防控疫情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

有的疲疲沓沓、拖拖拉拉，情况弄不清、工作没思路。三是及时高效，快速配送。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疾控中心承担传染病的监测、预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制工作。

严格禁止在法律法规外增加许可事项、增设许可条件，防止设置过高门槛限制和影响复工复产。在疫情防控期间，违法囤积居奇，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的防护用品、药品或其他涉及民生的物品价格，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省级人民政府可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但封锁大、中城市疫区的，由国务院决定。因此，我们要坚持用法治思维统筹疫情防控工作，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服务。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后，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挪用用于防控新冠肺炎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处罚。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虚假疫情信息或其他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很难想象，领导干部对自己分管的领域不熟悉，对相关的法律不了解，怎么可能在发生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能够依法办事？疫情防控期间，领导干部和相关的人员如果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公共卫生方面的知识，缺乏相关方面的法律知识，就很难保证不出问题。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国家安全法》，明确了国家安全的范围、性质、任务和其他方面的主要任务。

希望通过以上讲述，使大家对问题有所了解，一起来加强疫情防控执法力度、加大司法保障力度、遵守各方面的法律法规、评估完善立法、提高依法防控疫情的能力和水平，为进一步推进依法防控疫情贡献力量。不仅要遵守法律条文，还要很好地理解法律条文字里行间透出来的原则和精神。

基于当前对新冠肺炎的病原、流行病学、临床特征等特点的认识，经报国务院批准，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1月20日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其他传染病，根据其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需要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并予以公布。实施上述一至九项规定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扰乱单位秩序、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阻碍执行职务，冲闯警戒带、警戒区，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他人，诈骗，在铁路沿线非法挖掘坑穴、采石取沙，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损毁铁路设施设备，故意损毁财物、哄抢公私财物等规定，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禁食的法律规范，仅限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没有合法来源、未经检疫合格的其他保护类野生动物。

（二）抓紧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 针对这次暴发的新冠肺炎可能来自于野生动物的情况，应启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工作，依法加大打击和惩治乱捕滥食野生动物。他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针对我国法律对前一时期发生的生物技术谬用等行为和事件，缺乏相应处罚规定的问题，草案明确了相应的责任及处罚，填补了法律空白，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其根本目的，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